2022年6月，美国的通货膨胀飙升至40年来最高水平，且总体来看下半年大幅回落的迹象较小。IMF也对美国的高通胀发出警告。多国专家明确指出，美国的高通胀主要是由于其超发货币政策、高额财政赤字、实施经济制裁、加征关税等多重因素造成，但带来的影响却是全球性的。

回顾过去40多年，美国能够保持低通胀、享受低成本消费的红利，得益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得益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低成本优势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保障全球供给产能。尤其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庞大工业制造产能，为美国等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没有形成显著通胀压力兜底，压低了全球通胀水平。中国7月份统计数据出炉，CPI为2.6%，展现了中国经济的稳定、韧性与向好趋势。中国经济稳步复苏是保障全球必要物资供应、稳定全球供应链、对冲高通胀的重要保障，也增加了当下日益复杂国际环境下的确定性。

美国高通胀的持续，拖累世界经济复苏，中国无法独善其身。中美两国作为彼此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即便摩擦不断，中美双边贸易仍保持着极高的贸易额增长。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2009-2021年，美国源自中国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8%-22%之间；2019年受贸易摩擦影响同比下降约3个百分点，之后又迅速恢复增长。中国还是美国农产品和机械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根据中国海关数据，今年前7个月，中美贸易总值为2.93万亿元，同比增长11.8%。国际贸易中心的出口潜力数据表明，中国出口的最大潜力市场是美国，当前出口潜力与实际出口之间缺口超过200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潜力数据也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缺口超过1000亿美元。自2018年以来，中美分别降为彼此的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在美国对中国发起关税贸易制裁措施时，中国也通过减少对美国大豆、玉米等农产品的采购，来反制美国的关税措施。美国农民在贸易摩擦中损失最为惨重，中国的外贸企业也因美国出口市场的动荡而压力备增。可以说，中美贸易摩擦没有真正的羸家。

美国为应对高通胀所采取的激进加息与立法手段，令人侧目。2022年上半年美联储连续四轮加息，引发多国对美国高通胀外溢、资本回流的担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风险扩大。《2022削弱通货膨胀法案》这部既减少赤字又增加投资面面俱到的法案，实质上是各方救急心态下的无奈之举，对控制通货膨胀无实质意义。且增税、增加财政补贴与其控制高通胀、降低财政赤字的初衷相悖。

美国此轮高通胀或将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缓和的机会窗口。美国第一轮对华加征的高额关税清单已于7月6日到期。美国高通胀导致经济前景恶化，其国内对取消对华加征关税的呼声高涨。美国商界和消费者对拜登政府不断施加压力，呼吁取消或至少减少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从而缓解美国飙升的通货膨胀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曾多次提议，应取消部分对华关税以应对通胀， “取消部分关税可以缓解一些问题”。面对高通胀及美国民众支持率下降的问题，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降低通胀水平必将是拜登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但由于近日佩洛西窜访台湾事件发酵，中美关系再度紧张，使关税问题被拜登政府政治化利用的倾向加剧。但美国持续的高通胀令其与中国贸易摩擦的底气全无，也承担不起持续高关税政策所带来的后续成本。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交错之深、经济联系之紧密非冷战时期可比。美国一味以冷战思维看待中美关系，只会进一步激发中国的科技战略自主，削弱美国的优势，割裂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美国以科技竞争、产业政策之名行政治对抗之实，是逆全球化、悖市场经济规律而为；是将广大普通民众、国际社会利益于不顾的私利短视之举。

当下，美国国内政治风波不断、应对高通胀有效手段不足，且拜登政府分身乏术之际，借助外力实现内病外治不失为良策。不论是部分取消或全部取消高关税，或是继续并扩大关税豁免，美国都需要从经贸口借力转移国内矛盾视线并打破中美关系僵局。通过以贸易开放提高国内供给保障能力，减轻其国内居民的生活成本压力，或许是有效且负面效应较小的手段。

抓住此轮时间窗口，于中美双方均是机会，于世界经济也是利好。美国的高通胀具有极强的外溢效应，可降低全球增长预期。美联储激进加息还将严重压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的空间，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因此其应对须综合考虑他国利益。

美国政府应顺应国内民意与国际经济复苏的共同目标，通过务实合作推动中美贸易摩擦的缓和。中国也应顺应全球化趋势，在稳步推进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作为，推动中美高层经贸破冰之旅。